鄂志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应对外部冲击的现实基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部分美欧政客将自身应对疫情不力的问题甩锅中国，恶化国际政治环境，特朗普政府更是以“港版国安法”为由宣布取消香港的单独关税地位，香港面临新一轮压力冲击。IMI学术委员、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指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具有其内在逻辑和应对外部冲击的现实基础，这一独特性是此前的社会动荡和可能到来的外部制裁所无法摧毁的。

以下为文章全文：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内在逻辑

及其应对外部冲击的现实基础

2020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导致国际贸易投资活动停滞，全球经济面临新一轮大萧条的威胁，企业倒闭和失业攀升加剧社会动荡。部分美欧政客为掩饰自身应对疫情不力，祭起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大旗，甩锅中国，国际政治环境急剧恶化。特朗普把香港作为中美贸易战的棋子，以“港版国安法”为由宣布采取行动取消香港作为中国其他地区之外一个单独的海关和旅行地区的特殊待遇，包括美国与香港协议、引渡条约、军民两用产品的技术管制等方面。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经受中美贸易战和香港反修例风波持续发酵的双重压力后，又将面临美国可能出台金融制裁引发的外部冲击。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看，“一国两制”下香港良好的营商环境及市场效率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持续提升的现实基础；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独特优势，满足内地各类企业不断上升的融资需求，是推动香港经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香港金融市场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两大支柱共同定义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长期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独特性是此前的社会动荡和可能到来的美国金融制裁所无法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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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内在逻辑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香港金融中心跨越式发展有两大支柱，其一是香港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单低税制、资金自由港、与西方接轨的司法制度、金融监管高效，以及最自由经济体等制度优势；其二是内地与香港不断增强的经济贸易联系。二者有机结合保证了香港经济长期稳定，推动香港持续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是当前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应对外部挑战的制胜之道。

从国际经验来看，能否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取决于三个主要因素：人才、监管环境及市场流动性等。首先，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是金融中心发展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形成过程较为复杂，需要多项因素长年累积发挥作用。香港长期保持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地位，资本自由进出，没有任何投资限制，与主要金融市场及各国客户保持着自由便捷的联系。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抓住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机遇，取消外汇管制黄金管制和放宽银行管制，成为欧美金融机构在亚太区从事金融活动的重要节点。香港在亚太时区完整对接国际金融市场及各类投资者，蓄八方之水，积累成为香港金融市场源源不绝的流动性池塘。过去30年内地经济规模的快速成长是香港金融中心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最大动力。九十年代香港积极吸引内地企业来港上市集资；2009年以后，香港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大力扩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成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运作最为规范的离岸人民币枢纽。近年来，世界经济重心转向新兴市场，亚洲成为世界财富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特区政府提供合适的法律及监管框架、清晰而又具有竞争力的税务环境，吸引更多不同种类的基金公司以香港作为基地，扩展基金业务的种类及范围，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就人才层面而言，多年来，香港实行开放高效的人才政策和不妨碍商业活动的劳动法例，不拘一格大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金融人才和专业服务人才。世界经济论坛（WEF）和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研究发现，香港的优秀人才在亚太区各主要经济体中处于领先地位，全港逾20万名金融从业人员和数以万计的专业会计师、律师、大律师及资讯科技专家，很多都是高层次的国际专才，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随时提供金融技术和专业支援。特区政府数据显示，近年香港金融业的从业人员增加超过30％，是吸纳及引进最多人才的行业之一；法律、会计、核数和资讯科技等专业人才增加了近50％，为香港金融中心及其他专业服务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吸引优秀人才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重要竞争要素。香港拥有严格规范及符合国际标准的监管环境。国际金融监管是涉及法律体系监管架构、经济政策和监管成本等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香港以普通法为主体的法律架构灵活透明，可以较大限度地维持市场公平及具有较高效率，有利于金融创新和发展；现有金融监管架构及其严格监管方式不会削弱，反而有助于增强竞争能力；特区政府经济政策具有灵活性，随客观环境变化及时调整能力；行政管理体系有利于商业活动，以及金融监管成本相对较低。在亚太区主要经济体中居于领先地位的监管环境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非常重要的竞争优势。香港的商业基础设施成熟度较高，营商环境高度开放和公平公正，企业和个人税制简单透明并具效率，鼓励商业发展和引进投资，培养大批融合东西方文化，并配有较强的英文能力的专业人员。这些因素互相关联、形成良性循环，确保市场力量能发挥最大效能，推动香港金融中心从区域走向全球。总体而言，随着内地经济起飞，并不断增强与香港的经济及贸易联系，大量内地企业赴港融资上市激发了香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独特优势，香港新股上市集资连续多年保持全球领先，推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体系结构由银行业主导转向资本市场主导，奠定了全球领先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当然，与金融中心重要性同步提升的营运成本和生活成本等，在长期内逐渐侵蚀金融市场竞争力，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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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受到实体经济减速的挑战

中美贸易战、反修例风波持续发酵和新冠疫情对香港经济产生了由外部到内部的三重冲击。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停顿，旅游、酒店、航空、餐饮和零售业等大受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年全球、美国和欧元区经济的预测分别是下跌3％、5.9％及7.5％，并表示可能再次下调。高度外向型的香港经济再度面临衰退的威胁，特区政府预测介乎-4％至-7％，可能超过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5.9％的纪录跌幅。香港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市场表现。而中美贸易战及美国极限施压长远可能打击国际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市场的信心，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带来新的挑战。2018年以来，全球化退潮带来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深化，对香港出口和转口均产生巨大影响。美国和中国内地是香港两个最大的经济和交易伙伴，是香港外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贸易争端必然影响香港相关的进出口和转口企业的业务和盈利增长，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引发了全球范围的金融市场动荡，冲击商业和投资信心，加剧香港实体经济所面临的下行压力。从回归22年香港经济发展进程看，作为高度开放小型经济体的典型代表，香港经济运行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外需主导经济增长，极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此外，香港经济存在产业结构固化，服务业外向化和货币政策的非独立性等结构性问题，增加了经济波动的风险。近年来，香港呈现经济转型困难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及外部冲击加剧期三期叠加，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香港经济下滑及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香港金融中心发展构成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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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市场表现出较强的系统稳定性

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影响香港金融市场信心，但是，香港金融中心仍然能够正常运作，表现出一定的抗冲击性和韧性其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香港金融市场具有离岸特征，内地企业占香港股市市值和交易量的70％左右，只要内地经济稳定增长，香港股市对全球投资者仍具吸引力。2019年全年，得益于阿里、申万宏源等内地企业多宗大型项目集中在港上市，香港IPO继续保持了全球领先的地位。显然，香港仍然是内地企业国际化发展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内地的主要平台。同时，香港银行体系的总资产超过24万亿（港元·下同），银行业贷款超过半数为非本地贷款，本地经济表现对银行业影响有限。其次，港元银行体系总结余保持基本稳定，没有出现大规模资金外流。最近以来，港元拆息高于美元拆息，港元汇率接近强方水平。第三，香港恒生指数估值相对偏低，市盈率值只有10倍左右，对国际投资者仍较具影响力。第四，与1997年、1998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相比，目前香港金融市场基础更为稳健，金融体系运作透明度高和监管水平严谨，外汇储备和政府财政储备充裕，货币基础超过万亿，港股市值超过35万亿，有助抵御短期因素冲击。第五，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为香港金融市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了内在稳定器，近年来，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配合，内地相继推出了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和基金互认等机制推动制度衔接和政策融通，为香港金融和专业服务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有助于香港金融市场抵御外部冲击，保持市场的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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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政府仍有政策空间对冲经济下行及外部压力的不利影响

经济下行和疫情发展影响香港劳动力市表现，导致失业率上升。2至4月份香港失业率升至5.2％，较1至3月份大幅增加1个百分点，反映失业情况迅速恶化，单月失业率数字或已升至6.5％左右，其中建造、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以及制造业的升幅最大，2至4月份分别达到10.0％、9.0％及6.2％。首先，面对严峻的经济和就业形势，特区政府在《财政预算案》公布价值1200亿纾缓措施外，分别再推出两轮300亿及1375亿的“防疫抗疫基金”。整体财政承担总额为2875亿，包括800亿保就业计划、向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10000元现金等，并为最受疫情影响行业提供支援，如客运业、旅游业、建造业、航空界和餐饮业等，全面协助企业继续经营、保住员工的就业、减轻企业和市民的财政负担，让经济尽快复苏。其次，香港财政储备充裕，具备较大政策空间，进一步扩大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力度，提升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对冲美国可能进行的金融制裁冲击的不利影响。第三，针对全球性保护主义升温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区政府着力推动多元化经济发展，推出一些长期性的措施：签订更多双边及多边协定，保持香港在区域内商贸影响力，密切监察中美贸易摩擦及美国可能进行的金融制裁对香港的影响，适时推行支持业界的措施。特区政府提供出口保险，提供融资担保等支援中小企业发展的措施正陆续见到成效。第四，特区政府加大基建投资，增加公共开支。政府消费有所加快将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支援。政府大力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在大学研究、再工业化、应用科技等领域投入资源，提升香港的全球竞争力。特区政府着眼长远，积极采取措施，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从源头上控制楼市升幅，降低整体营商成本，从根本上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短期纾困措施和长期结构性政策相互配合，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香港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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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开放将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提供长足发展空间

今年以来，内地陆续推出12项对外开放新措施和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度限制，以及 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等政策，吸引外资进入内地资本市场，推动外资在内地股市和债市占比持续提升，进一步促进内地资本市场的开放。显然，中国金融服务业将进入开放引领的新时代，将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提供长足发展空间。首先，香港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联通的主管道，在为内地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提供多样性选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模式中，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率先实现了境内股票和债券市场与香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香港作为全球资金自由港，具备辐射其他主要金融市场的先天条件，香港金融业通过多种类型的跨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增强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联系。中国金融业亦充分发挥香港金融市场的整体优势，打造区域经营管理平台，全面加快境外资产积累和境外经营成果的显现，加快提升全球化投融资和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国际化管理和营运能力。其次，香港市场具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保障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金管局曾推出非常时期流动性便利措施和存款保障计划，有效控制了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自2010年起，香港金管局连续推出多轮按揭贷款审慎监管措施，提前防范楼市逆转导致信贷质素恶化的风险。过去数月，经济下行压力加剧，金管局也从纾缓资金压力、加强信贷能力和增加市场流动性三方面入手，包括容许企业客户“还息不还本”、推出“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下调逆周期缓冲资本，以及推出“美元流动资金安排”等，使金融体系能更顺畅地发挥资金融通功能，支持实体经济。国际银行业普遍把香港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平台，中资银行亦以香港为基地打造全球全面风险管理的能力，提升合规经营的意识和水平。第三，香港为银行业提供完全竞争的市场运行环境，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发展和风险管理机制建设，有效防范和化解单一银行所面临的经营风险。香港具备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单低税制和与国际接轨的司法制度，以及最自由经济体等制度优势，使之成为全球银行最集中的地方之一，香港银行体系的总资产，约为香港GDP的8.5倍。第四，香港进一步提升银行业的金融科技水平和服务能力。香港较早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推动银行业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收入，弥补净息差收窄造成利息收入的减少。多年来，香港主流银行紧贴市场的发展需求，加强金融产品创新能力，积极开拓多元化收入来源；近期陆续推出的虚拟银行将进一步加大银行业整体的资讯技术资源投入，为客户提供选择更为多元、使用更加便利和更低成本的服务管道，提升客户体验。第五，香港在离岸市场人民币业务方面具有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拥有全球首家离岸人民币清算体系、全球最大的人民币资金池和活跃的人民币交易市场和较为多元的人民币产品体系。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离岸市场逐渐从香港扩展到东南亚，形成横跨亚洲、美洲和欧洲的离岸中心网路。在内地加快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将以市场驱动为主，更多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走出去企业，而东南亚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的实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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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香港在大湾区金融业的功能定位

202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及外管局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金融业的主导思想具体落实到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提出26项重大举措，助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提升，将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有效扩展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在全球经济承受下行压力、国际治理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口、面积、经济规模、货柜吐量等方面与东京、三藩市等世界级湾区并驾齐驱，除规模效应外，大湾区积极探索创新、开放、绿色和共用发展路径，不仅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引擎，也具备条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重镇。大湾区金融业将呈现新的发展格局，为香港全面提升在大湾区金融业的功能定位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首先，大湾区将推动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逐步开放港澳人民币清算行参与内地银行间拆借市场，优化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等安排，适时研究扩展至“南向通”。上述措施将为香港银行业带来巨大的业务增长空间。其次，大湾区将扩大区域内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和范围，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共同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相关基金，吸引内地、港澳地区及海外资本为大湾区建设提供资金支援。推动人民币在大湾区跨境便利流通和兑换，有助于香港在与其他离岸人民币中心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第三，大湾区将加快推动绿色金融合作，支持香港打造绿色金融中心，建设国际认可的绿色债券认证机构，鼓励更多大湾区企业利用香港为绿色项目融资及认证，支持相关金融机构在港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及其他绿色金融产品。港澳的特色金融大有可为，将不断强化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第四，大湾区将构建多元化、国际化、跨区域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建设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意见》还推出创投基金的跨境跨境汇兑、区块链在贸易融资领域的应用、大数据及人工智慧推广应用等措施，为大湾区金融机构建设场景生态、实现精准营销和智慧风控提供有利条件，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香港金融业应抓住新契机，尽快加强金融科技能力建设。总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持续不断打造起来的，香港金融业有信心直面挑战，未雨绸缪、开拓创新，不断提升金融市场效率和水平，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隐患，更好地服务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程，在“一带一路”深化发展和大湾区建设全面展开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上两大核心内容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应对外部冲击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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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郭瑞华

来源  中银经济月刊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安然、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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